内部循环的概念与其说是打破中国经济的一种方式，不如说是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压力困境的总结。解放思想至少需要回答四个问题。

新冠肺炎在全球流行，美国挑起的大国之间的竞争继续升级，一系列短期冲击演变为长期限制。回顾1976年以来的经济史，帮助中国经济突破各种长期限制，只不过是"解放思想"这个词而已。

一、内部循环的空间变小了。

经济内部的循环是主体，简而言之，就是要扩大内需，弥补消费的不足。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供过于求的经济中，中国依赖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如果具有巨大消费能力的欧美国家拒绝购买中国商品，退出对华投资，中国经济将面临巨大的收缩压力。因此，产能能否与消费水平相匹配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制约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没有外部变化和压力，扩大内需也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政策选择。

事实上，扩大内需、强化国内经济周期的政策理念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特别是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就出现了，刺激内需实际上是中国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当年开始的"4万亿"刺激计划可以说取得了较好的内部流通效果，随着对外国依赖的减少和贸易顺差的减少，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

刺激内需可以通过刺激消费或增加国内投资来实现。次贷危机后，我国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发展，加强了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内部循环。然而，刺激经济增长的投资空间已经逐渐枯竭。投融资是共生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给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居民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债务问题。目前，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宏观债务水平，只要年利率在2%左右，就能使贷款偿还利息消耗全部经济增加值。在这方面，继续刺激投资将使金融风险难以控制。

以提高国内消费水平的形式推动经济周期并非易事。消费的增加往往是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即使两者之间存在积极的相互作用，增加个人消费要比刺激宏观增长困难得多。无论从经济增长率、政策空间还是外部环境来看，当前国内流通政策的运行空间都比十多年前要窄得多。如果当时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没有实现，那么当前宏观政策的核心应该是实现人民的财富，而不是其他人的财富。

第二，外循环的空间也会变小。

当然，我们不应该放弃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而是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维护全球一体化和自由贸易，这在政策指导上是明确的。但是，美国"新铁幕"的企图将给中国经济的外部循环带来主次损害。

最初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本身已成为美国对抗战略的制约因素。中国廉价商品(包括用于防疫的医疗用品)的迅速脱钩和拒绝，将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成本，使美国失业的后果更加严重。因此，中国的外贸部门对美欧仍有盈余。随着疫情的消失和美国盟友外交战略的加强，美国和欧盟在经济周期中的外部需求不会增加。

其次的危害也在逐渐发酵。印度和东盟国家是中美冲突的最大赢家。在中美对峙之后，美国每年14万亿美元的个人消费支出需要找到新的供应商。在产业链重组的背景下，印度有机会成为一个新的世界工厂，而且一直觊觎已久，现在印度对中国的挑衅不过是对美国的公开姿态。

目前，东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从欧洲、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海外需求中进口了大量东盟国家，特别是玩具配件、设备备件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中大部分是东盟国家生产的，在中国组装完毕后运往发达国家。中美关系给了东盟国家直接面对海外市场的机会。即使不考虑南海岛屿争端，东盟国家也有选择美国的经济动机。

从美国到欧洲到东盟，主要贸易伙伴支持中国对外经济周期的空间也在缩小。

第三，内部循环的成功离不开思想的解放。

内部循环的概念与其说是打破经济圈的一种方式，不如说是对当前经济内外压力困境的总结。要打破这一困境，不仅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平衡，也不应以经济和社会重大倒退为代价。

从农村公社经济到个体经济(1978)，从城市公有制经济到市场经济(1992)，从西方的全面封锁(1989)到中国正式加入WTO(2001)，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文革以来的几次曲折。在这些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曾经面临着比今天更大的制约和压力，但思想的解放使制度变迁成为可能，其效果也是显著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三个高峰发生在1978年(突破两次"普通")、1992年(合法市场经济)和2007年(达成WTO承诺)。

曾经，计划经济的实践已经逐渐走到了死胡同，这与几次改善计划经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从现有的观点出发，做决定是一个必要的环节。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在于扩大决策的视野和边界，为最佳选择的出现提供更多的空间。在经济层面，至少有几个问题需要通过解放思想来回答：

首先，如何定位政企分开与国有企业混业改革的关系？目前，许多民营企业已主动吸引国有资本入股。未来，市场中企业所有权的性质将更加复杂，这是否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金融供给侧的改革，有利于中国企业出海，减少外国政府的敌意？如果结果存在疑问，应重新考虑政企分开的优先决策。

第二，如何界定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责任。随着企业改革、去杠杆化、解决隐性债务和其他政策调整的增加，地方政府的混乱受到限制。即使地方政府有权在新的预算法之后发行债券和财政，地方政府是否仍有积极行动和促进内部流通的热情？如果答案存在疑问，就有必要重新考虑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包括决定地方债券使用和投资期限的权利。

第三，如何理解贸易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随着出口受阻，贸易顺差减少，外部周期的重要性似乎已经下降，但宏观经济理论清楚地表明，长期经济增长几乎取决于技术进步，即使没有贸易顺差，中国也需要在贸易过程中不断溢出的技术进步。可以说，是否存在外部周期，由谁决定中国内部周期的质量。从贸易及其作用的角度来看，"巨大的市场规模"的优势是有限的。

第四，如何实施产权改革和要素改革。产权改革和要素改革多年来没有提到，今年到目前为止，建设用地指标已经下放到地方和其他方面的改革，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提高基层和私营部门活力的目标。为了研究如何向人民隐瞒财富，有必要给予居民资产，保护他们的财产权。农村集体用地和农民旧房能否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居民的财产能否得到永久承认，垄断市场、土地和金融能否向内开放、造福于人民，这些都是内部循环带来突破性变化的领域，也是反对外部世界的根本力量-如果Thucydide陷阱是不可避免的话。